7月2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实施一系列硬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依然突出，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稳固，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
当下，由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耕地使用不规范、撂荒、地力破坏等问题依然突出，有必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非耕化”“非绿化”和“非劳化”现象。
文 | 刘奇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编辑 | 李亚飞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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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和监管并重，遏制“非农化”
由于利益驱使，“非农化”问题屡禁不止，自然资源部每年公开通报非法占用耕地典型案例数百起。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显示，我国耕地面积19.179亿亩，近10年间耕地面积就减少了1.13亿亩，平均每年减少一千多万亩，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减少下去，再过十几年就会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必须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完善保护补偿机制，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
我国目前600多个城市占地6万多平方公里，加上县城及乡镇驻地建成区面积总计已达12万多平方公里，按照国际标准每平方公里一万人的密度，可容纳12亿多人，即使不再增加，也足以实现80%以上的城镇化率用地。
遏制“非农化”用地应实施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层层压实，责任分解从严从细从实。在监管中，严格源头管控，强化过程监管，依法依规、科学有序推进耕地保护与土地开发利用。
要对新增自然资源违法违规问题“零容忍”，严格控制耕地“非农化”增量，并对存量问题摸清情况，从实际出发，有序推进分类稳妥处置。
同时，结合遥感技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耕地“非农化”监督管理。在省级或地市级层面建立耕地信息数据库，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县市区排查上报的台账数据，与基础GIS地图对比、分析、标注，进行深度检验审核，再对数据进行矢量化后批量入库，形成耕地信息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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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粮与增收兼顾，遏制“非粮化”
我国耕地总面积位列世界第三，但人均面积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但是，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地方政府和农民主动种粮的积极性都不高，“非粮化”问题在不少地方比较突出。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乡人均工资不断攀升，与外出打工和经营经济作物相比粮食生产的效益越来越低，种植三大主粮的利润甚至一度为负，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
想要防止耕地“非粮化”，就要继续增强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产粮大省和产粮大县的财政、金融、保险等政策资源支持力度，健全种粮农民补贴，增强基层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内生动力。
同时，要探索形成与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机制，健全中央和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粮食在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中的权重，激发地方政府和生产经营主体重农抓粮积极性。
应清醒地看到，粮食安全是国家关心的事情，农民关心的是如何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一旦种粮不赚钱，农民就会选择“非粮化”，提高种粮农民收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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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与服务并举，遏制“非耕化”
所谓“非耕化”，即农田“撂荒”，不再耕种。这种现象在一些山区、丘陵等地块零碎的地方比较突出。
“非耕化”成因主要在于耕作不便、人力不足、效益不高等。
建议对连续多年撂荒的耕地，乡村干部要与承包户沟通，讲清土地资源有限，种好地是承包者的责任义务的道理，如不及时改正，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表决通过后，收回并重新发包。
在撂荒比较严重的地方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新型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生产和耕地保护中的作用，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等综合措施，重点扶持供销社、农技推广站、合作社、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鼓励其主动承担“撂荒”地的生产服务。
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支持具有一定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可量化、易监管的耕地开发和耕地保护等公益性服务。
同时，要加快小型智能农机具的研发推广，缓解人力不足。山地丘陵撂荒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适宜小块土地耕作的各类智能化农机具，国家应组织力量重点研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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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与实操齐抓，遏制“非绿化”
所谓“非绿化”，即违背绿色化发展的理念，损害耕地质量的发展方式。
解决“非农化”“非粮化”“非耕化”问题都是从“量”的方面考量，“非绿化”则是从耕地“质”的方面考量。
我们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世界将近20%的人口，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这个奇迹的背后是对地力的过度消耗，如果想要延续这个奇迹，耕地的数量不能减少，质量更不能降低。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耕地质量有所恢复，但有待继续恢复的空间仍然巨大。《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耕地分为十个等级，基础地力较高（1-3等级）的占比只有31.24%，中低质量耕地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要坚决贯彻“绿色化”发展的新理念，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多措并举，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质量。应像重视“非农化”问题那样重视“非绿化”问题，把土地质量考核列入各级主官任期目标考核，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一是变植物、动物的“二物思维”为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三物思维”。三物循环利用是农业的基本业态。
植物是生产者，动物包括人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它把植物动物的残渣废料包括人畜粪便分解还原作为植物的肥料进行下一轮生产，这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
“石油农业”发端以来，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把微生物排除在循环圈之外，土地质量严重下降。一亩好的土壤应有十多万条蚯蚓，300公斤的真菌细菌，5%-12%的有机质含量，当下，我国有些地方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还不到1%。
因此应调整思维方式，强化微生物肥料的开发和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为土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打牢基础。美国的生物肥已占总用肥量的50%多，我国仅占10%左右。
二是强化监管和评价，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严格耕地质量保护责任监督考核，并加强黑土地保护、轮作休耕等重点区域耕地质量监测，推进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推进检测体系建设。
三是推广应用土壤改良技术模式，针对土壤酸化、盐渍化及设施蔬菜土壤连作障碍等突出问题，探索示范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复等技术模式。
四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过程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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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比财产优先，遏制“非劳化”
如果说“非农化”“非粮化”“非耕化”“非绿化”是从生产力方面解决藏粮于地问题，那么，遏制“非劳化”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解决藏粮于地问题。
土地首先是生产资料，其次才是财产，土地本身不会创造财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产生价值。
因此，深化农地制度改革首先应保护生产者的生产权，对于不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随意圈占土地应予禁止，对于靠占有权长期出租土地的不劳而获应通过适当方式逐步化解。
一些发达国家在土地制度设计上，就充分体现了劳动权大于财产权，一个农场主的土地是自己的，但如果子孙想继承财产持续经营农场，必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否则必须另聘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具有职业资格的CEO从事农场经营。
土地是稀缺资源，且不可再生，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资源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只有体现劳动权优先的制度设计才能促进土地最大化地创造财富。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彰显劳动创造财富这一永恒真理；彰显劳动创造幸福这一高尚情操；彰显劳动最光荣这一价值取向。
尤其在人多地少这一刚性资源约束不断加剧的国情背景下，更需下大功夫遏制“非劳化”现象，做活劳动权优先这篇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