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刊发了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论文《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与经济金融稳定》。
易纲在文中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做了框架性描述，并说明其中的基本逻辑和运行机制。
“搞对利率、汇率是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并从宏观层面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易纲强调，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不是并列的，利率是核心和纲，汇率在利率政策影响下由市场形成。
易纲指出，货币政策调控首先要将国内目标放在首位，并为实现国内目标选择利率等最优政策，其次需创造良好环境，使汇率由市场决定。
在上述思路下，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不同，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坚持“以我为主”，自主性和有效性明显上升。在调控中充分考虑经济运行和政策效果等各项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注重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在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和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尽量将实际利率保持在约等于潜在经济增速这一黄金法则水平上，由此使利率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不搞强刺激或急刹车）。
易纲表示，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一直是比较主动的，以相对平稳、成本更低的自主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了经济金融体系稳定，应对了来自内外部的多重冲击，实现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易纲指出，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调控利率，也就是要把利率调控在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水平，短端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决定，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易纲表示，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特征：
一是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进行调节，一直是比较主动的，表现出了更强的自主性。
二是较之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的大幅变化，中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上总体坚持了稳健的操作理念，利率是适度和比较平稳的，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都相对审慎、留有余地。
易纲指出，自2018年至今，中美经济周期明显不同步的情形大致出现过三次，中国根据自身调控需要调节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节奏和幅度相比出现了明显分化：
一是2018年期间。在维持较长一段零利率区间后，美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其中2018年美联储共加息４次累计100个基点（100个基点等于１个百分点）。
“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国内‘几碰头’导致的信用收缩问题，我们没有跟随美联储同步加息”，易纲表示，中国７天逆回购利率在2018年年初小幅上调５个基点后即保持不变，并在年初即开始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逆周期调节措施，引导货币市场利率适度下行。回头来看，这些措施具有一定前瞻性，对及早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为应对罕见的疫情冲击，期间美联储快速大幅降息150个基点直至重新回到零利率水平。比较来看，同期中国央行７天逆回购利率仅下调了20个基点后即保持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初期下行相对多一些，在经济逐步回稳后随之即回归并保持平稳。
三是2022年以来。为应对通货膨胀的超预期回升，美联储快速加息并缩表，连续十次加息达500个基点，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也开始收紧货币条件。
“为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支持实体经济增长，2022年以来我们不但没有跟随加息，还根据调控需要及时适度降息，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下行30个基点，货币市场下行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引导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降25个基点和45个基点，贷款利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易纲指出，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同时，还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用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资金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重点和薄弱环节给予金融支持。2022年中国CPI通货膨胀为2% ，2013—2022十年间中国CPI通货膨胀年平均值为2%。
汇率改革把握三个重点
易纲表示，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人民银行持续推进的改革战略。在汇率机制改革上，人民银行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不断增强市场的作用，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在边际和个别时点上会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做一些调节，但总的看80%—90%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二是给老百姓换汇的自由，目前每人５万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基本可以满足旅游探亲和留学学费等需求。
我国实施经常项目可兑换，超过额度的个人经常项目购汇或结汇，可凭有关交易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同时，给民营企业自由贸易购汇结汇自由以及进行投资的一定自由。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每年购汇规模在４ 万美元以下的居民人数占比在八成以上，超过５万美元额度的人数占比不到１％，这表明居民个人的便利化购汇需求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
近十年来，民营企业跨境收支占非金融企业跨境总收支的比重逐年上升，2022年达到52%，民营企业跨境收支顺差也从600亿美元增长至4000亿美元，主要是民营企业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较快增长。
三是在给公众和企业尽量充分的换汇自由的同时，不承诺资本项目可兑换，保持在极端情况下进行资本管制的选项。
易纲表示，上述政策组合，既可以满足市场上的外汇资金需求，又能够使市场供求形成“真实”的汇率，也坚持了底线思维，能够守住极端情况下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有利于保持以可兑换货币计价的人均GDP总体稳定。
适度利率和汇率水平相互支撑
易纲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投资需求，缓解了外需收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也出现了债务杠杆上升较快、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风险。实际上若经济中存在过度投资，资本边际回报就会下降，实际利率会低于潜在增长率，为了增加投资而会牺牲消费。
“在其他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实施零利率等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我们在利率政策上一直比较节制，坚持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区间，就是为了未雨绸缪、尽量防止过度投资等倾向。”易纲表示，正是基于对靠过度投资和债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的判断，决策者明确不搞强刺激，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主动实施稳杠杆、调结构、抑泡沫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强调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进行支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从实际情况看，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并适度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大盘稳定。
此外，易纲认为，中国对于通胀的较好控制，使得近些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人民银行都有能力从自身经济周期出发实施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使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9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次破“７”，又均在不久后重回“７”下方，市场预期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外汇市场的单边预期。易纲认为，这得益于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及时释放压力，发挥了“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也得益于中国低通胀环境的支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成熟和健康。
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
易纲指出，下一步，为持续提升货币政策自主性和有效性，实现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保持总量适度，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经济潜在增速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
搞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控，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有条件尽量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斜率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二是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
继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防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更好地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三是加强政策协同，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尤其是特定金融领域的独特作用，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能力，丰富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从宏观、逆周期和防传染视角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实现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目标”。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股东、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各司其职，构建权责一致、激励相容的风险处置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保障中央银行依法履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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