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建章
6月30日，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一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
自2015年12月起，携程集团同时发布了孕期交通费、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福利，并在此后陆续增加了孕妇躺椅、辅助生育以及母婴室等10余项福利。在此次生育补贴政策出台前，携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万元。
据统计，2022年对比2015年，携程员工年新生儿家庭占比增长147%，其中二胎占比增长329%。
此外，2022年2月，携程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高生育率。
携程出台生育友好政策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并且总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
出生人口崩塌必将导致中国年轻人口的规模在二十年后出现严重缩减，原本的规模优势和年轻优势会出现逆转，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某些领域的科技实力一度超过美国，人均收入高峰时期比美国还高20%。但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老龄化加深，其高科技产业逐步停滞，三十年后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人均收入倒退到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很多产业被中国和韩国赶超。日本的现在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由于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未来我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比日本更严重，科技和综合国力的倒退程度可能比日本更严重。
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生育成本报告，在中国把一个孩子从0岁抚养到刚满18岁所花费的成本平均为48.5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关键是要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发放育儿补贴就是减轻生育成本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GDP的3%-4%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在欧洲国家中属于最高之列。
生育既是一件家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因此，生育成本应由家庭、国家（或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政府财政补贴生育无疑是应该的；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恰当地承担一部分成本，毕竟人力资源既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大方向。
近年来，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先后推出了鼓励企业员工生育的政策，其中，携程最新推出的给员工发生育津贴的措施，就是知名大型企业鼓励员工生育的一个典型例子。企业鼓励员工生育，固然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以及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凝聚力。
当然，要鼓励生育，政府应该起到主要作用，企业只起到辅助作用。尤其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可能提供太多生育福利，所以育龄家庭主要还是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生育福利。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有效提高生育率。我在新书《人口战略》中分析过，需要用GDP的2%-5%来补贴生育，才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我在《人口战略》一书提出的补贴生育措施包括：一、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三孩以上（包括三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18岁或20岁。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
补贴生育虽然会增加不少财政支出，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等问题，恰恰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福利来刺激经济，形成一举两得的效果。短期来说，补贴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