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移动支付和移动社交的带动下，才出现了网约车、外卖、送货到家、共享单车等行业和就业。
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了5月经济数据。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2%，环比下降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6%，环比下降0.9%，都不理想。
我问了一家快递公司高管，他们今年发送的包裹量比去年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6·18大促效应也不明显，可见消费增长还是动力不足。
不过我有一种预感，经济正在筑底，会慢慢起来的。
6月9日晚，我从上海虹桥站去南京南站，没赶上晚上7点多的车，想改签，结果一张剩票都没有，统统卖完。后来上了晚上9点多的一班车，到苏州前没有座位。我问站里的工作人员，虹桥站现在每天发送的旅客量已和2019年同期相当，周中每天20万人左右，周五25万人左右，今年五一最多时超过30万人，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过去三年，乘务员跑车少，收入减了不少，每月只有2300元底薪加一点跑车费，今年收入已恢复正常，且现在已有加开列车的情况，对增加收入是利好。
虽然这天在高铁站赶来赶去有点狼狈，但发现通勤、旅游、商务都很旺，挺欣慰。经济正常化，不少人的收入就能稳下来，甚至还有些增加，如果再积累一段时间，消费就有底气了。我预测今年双11的情况会比6·18要好。
当然，还不能说经济动能已经恢复了。上周我和几条街道的商会会长交流，街道现在鼓励商会的会员企业外出摆摊，也希望他们多招聘一些员工，但企业自身也有压力，觉得“尽可能不裁员，就是在为就业做贡献”。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在内部会议上说：“大家都要有共渡难关的精神，现在就业很不容易，前一段有个朋友的孩子是研究生，找不到工作，我托了关系，他才去了一家公司送外卖。”
他的话，让我想到了“谁来给我们造饭碗”的问题，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过去十年中国新增就业的主平台
202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约1300万名，接近全国人口的1%。我查了最新数据，美团公布“2022年有单骑手数为624万人”，饿了么公布“2021年共有114万骑士在饿了么平台获得稳定收入”。
再看网约车司机。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3年4月全国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540.6万。据滴滴出行《2022年度经营与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23年3月31日的12个月中，中国出行业务的年活跃司机规模达1900万人。我还问了其他的网约车公司，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中国网约车司机在3000万人左右。
这些数据都和数字化平台相关，引发了我的好奇。我又查到了如下数据：
1、蚂蚁集团生态一年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为147.7万个，通过数字科技稳定就业岗位524.7万个。（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联合课题组发布的《数字平台就业价值研究报告——基于蚂蚁集团生态的分析》，测算时间从2021年7月到2022年6月）
2、阿里巴巴集团一年带动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过6000万个，包括阿里直接雇佣，阿里间接雇佣及生态企业雇佣，伙伴、商家基于阿里平台上的需求雇佣。（来源：2022年8月发布的《2022阿里巴巴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3、2022年微信生态衍生就业机会5017.3万个，包括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来源：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3年5月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
4、抖音带动就业机会3617万个。（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20年9月发布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测算时间为2019年8月~2020年8月）
我没有再去查拼多多、京东、小红书、唯品会、B站、喜马拉雅音频等，即使剔除上述数据中的重叠因素，结论也是清晰的——数字平台是过去十年中国新增就业的主平台。从连接人与商品的电商平台，到连接人与服务的生活服务平台，连接人与人的社交娱乐平台，连接人与资讯的资讯平台，连接人与资金的金融服务平台，连接人与算力的云计算应用平台……它们不仅用数字技术服务了以十亿计的消费者，而且赋能了以亿计的创业者、劳动者，还连接了全社会千行百业和城市乡村的角角落落，让生活更便利，让创业门槛更低，让生产效率更高。
写这篇文章时，我还不期然地搜到这样一些信息：
截至今年5月1日，余额宝上线十年间累计为用户赚取的收益超过3867亿元，相当于每天为国人赚了1亿元零花钱。
截至2023年3月，微信、腾讯地图打造的“小修小补”小店专属地图，已筛选出全国200多个城市，超50万个修鞋、开锁、配钥匙、裁缝店、自行车维修、电动车维修、钟表维修等小店的地理位置和服务信息。有需求的居民可以迅速在App、小程序里找到这些小店主，获得生活的“小确幸”。
曾经担任过二汽总厂厂长的陈清泰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进入85岁，就不开车了，出行就靠滴滴。因为太方便了。我走出家门呼叫滴滴，一般3到4分钟车就来接我了，到地方后我下车就走，也不用找停车场，价钱也能承受。”
所有这些服务，并不是某个部门想出来、计划好，再去提供的；而是企业在市场上，在技术和资本的支撑下，通过对消费者某个需求的洞察和满足而带来的。
一旦这样的服务被消费者接受了、突破了，就会出现新的行业赛道，并对存量经济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活力就是这么来的。
更加鲜活、更加创新、更加生猛
我继续往前想。
我想到，虽然今天我们离不开数字化的创新服务，中国在电商、移动支付、移动社交、智能推荐等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面，但当初这些服务诞生时，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
马云在回顾支付宝诞生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淘宝建立起来的时候很快就非常热闹，非常火，但是网上咨询的很多，没有交易，因为没有人相信陌生人。谁也不愿意把钱付出去，谁也不愿意把货先付出去。那一年我刚好去了达沃斯，我发现所有的企业家都在那里谈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我突然想明白了，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展电子商务，必须去做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去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当天晚上我在达沃斯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和同事。我说立刻，现在，马上去做这个产品，启动支付宝这个产品。”
马化腾在回顾微信诞生时说——
“微信的第一个版本没有做通信录匹配，（因为）一家运营商说你做了，就触红线了。结果出来的产品好像一个阉割版的QQ，没有意思。后来市场竞争起来了，国内出现了好几家同类产品，我说不行了，不管了，惩罚也要做，于是通信录便加进来了。这样用户加入微信之后，看到有好朋友冒出来，互动就高了。经历了这些危机和转型之后，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表面看似好像牢不可破，其实都有大的危机，稍微把握不住这个社会的趋势，之前积累的东西就很可能灰飞烟灭了。”
如果当年的马云、马化腾没有决心和勇气，环境不支持，中国的移动支付和移动社交还能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至少要打相当的折扣。
无论支付宝、微信，还是刚推出不久就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起诉的今日头条，当年它们都曾像鲶鱼一样，搅动了市场的格局与利益的格局。它们是幸运的，得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认可，也促进了产业的变革与进步。
鲶鱼效应的出处，是说北欧渔民们出海捕获的大部分沙丁鱼，在归途中都因窒息而死，渔民们为提升沙丁鱼的存活率，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一两条以沙丁鱼为食的鲶鱼。原本死气沉沉的沙丁鱼见了鲶鱼，为保命会四处躲避，加速游动，大多数活蹦乱跳回到了渔港。其寓意是，活力源于竞争，源于压力和挑战。
数字化平台在中国的影响也类似，总体看，这些鲶鱼并不是“摧毁者”，主要是创造者和建设者。这些鲶鱼演化出的生态，为无数细小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各种服务，帮助它们发展。同时，原来大鱼们的位置并未被动摇。
这些事实说明了，新生平台的利基，主要是为过去没有享受过某种服务的普通人提供新的服务，是“无”中生有，创造了新市场，而不是抢夺旧蛋糕。新生平台和传统服务提供商之间主要也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正合关系。传统服务商还可以充分利用新生平台的技术能力和触达能力，提升自身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比以前做得更好。
当然，一点点冲击都没有，是不可能的。那就要看这种冲击带给市场的到底是什么？是服务过程更简单还是更繁复，是服务对象更普惠还是更特惠，是服务价格更便宜还是更昂贵。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进步，不可能完全保留原来的坛坛罐罐的形状，首要的乃是进步二字。鲶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更加鲜活、更加创新、更加生猛、带动性更强，所以它们成了消费者的选择。例如，正是在移动支付和移动社交的带动下，才出现了网约车、外卖、送货到家、共享单车等行业和就业。
鲶鱼的思维也能带给我们朝向未来的启示。马云说，支付宝最初诞生的理念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马化腾说，很多人问我潮流来了怎么办？我的做法就是给自己多一个准备，例如开一个另外的部门、调一些团队，做一些可能跟现有业务有矛盾的（业务），“因为你主动放弃不做，市场上的对手就一定会做，还不如自己先试一试”。这些理念和做法，今天看来，依然很有价值。
ChatGPT出来后，我有一个朋友带着公司的技术骨干已经去了硅谷两次，专门去了Open AI这家公司。他说他最吃惊的是，美国五大科技公司有几万人直接做AI研发，而Open AI只有一两百人就做出了ChatGPT，因为他们更聚焦，更独立，招揽了更有才华和创造力的年轻人，而大公司比较成熟，在政策监管、舆论、商业、伦理等问题上会有较多掣肘。Open AI则很轻松，很宽松，直接将研究成果公开发布，让公众使用，一炮而红。
数字技术的竞争是全球化的竞争。中国的数字产业，也许到了需要一批新的鲶鱼来激活的时候了。它们在哪里？
鲶鱼效应让双边受益
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风生水起，其中少不了特斯拉2019年在上海临港(12.310, -0.34, -2.69%)建厂的鲶鱼效应的作用。《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就说，北京正在寻求商界所谓的鲶鱼效应：将一条充满攻击性的鱼投入水池，池里的原生鱼群就会游得更努力。
这种效应是双边受益的。马斯克在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说，仅用一年时间建成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产量就已经超过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里蒙特市的工厂。同时，中国供应商也获得了大生意。在2020年第四季度，特斯拉上海工厂采购的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比例达到86%，而加州工厂的比例为73%。
2022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交付超过71万辆电动汽车，是目前特斯拉全球产能最大的工厂。最新的数据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经实现了超过95%的产业链本土化率。
正如之前的苹果带动了中国消费电子供应链的发展，进而助推了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发展，特斯拉的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建设，也将推动整个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史，从最初引进德国大众的桑塔纳，到给李书福这样的民企一个生产汽车的准生证，再到允许外资100%独资，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不断进步，今年就可能成为汽车出口量的世界第一。
每一次鲶鱼来的时候，都引起过争论和疑虑，但事实告诉我们，开放与充分的竞争，对创新的包容与鼓励，都让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生活，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当鲶鱼越长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不忘初心，真正以消费者为本，将对利益相关方负责置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先，也需时时自警。在这方面互联网平台是有教训的，应当谨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下，围绕刺激需求，很多专家提出了建议，很中肯。我觉得在供给端，寻找具有鲶鱼效应的创新点，鼓励创新，包容创新，激发创新，让鲶鱼们敢为敢闯敢首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有好的供给、创新的供给，也能激发消费者的需求。
据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员工在白板上写过一句话——有梦想的人汇聚之处，终会改变潮水的方向。
我想，当我们充满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寻找鲶鱼，当更多的鲶鱼涌现，中国经济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与活力。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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