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月，风吹麦浪，冬小麦收获季。
麦收、粮食安全等话题，又屡霸热搜榜。
尽管人类技术已跨入AI时代，尽管有不少世界级企业都在研制合成食品，但，从土地上生长出的五谷杂粮水果菜蔬，依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饥饿史。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中国人比谁都清楚，用仅占地球7%的土地和6%的水资源，养活14亿、约占世界人口1/5的人口，所能做的，只能是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稳面积，提单产，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中国碗要装满中国粮”，粮食增产，被提至国策高度。
新石器革命即农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由采集和狩猎，转变为定居农耕。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里这样定义。在法国学者西尔维·布鲁内尔所著的《第三次农业革命》指出，30年后人类总数量将增加1/3，粮食需要增产70%。若无法在这30年内解决粮食增产问题，那么战争、饥荒、瘟疫等就会依次发生。
当世界只有3%的土地可被耕种时，我们就没有犯错的余地。
无论是新石器还是青铜器，或者是铁器，抑或是如今的机械智能化，每一次农业革命，都无不伴随着先进工具的诞生。
“革”即改变，“命”即天命。马克思形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农业增产技术革命：
第一次，化肥的应用，改善了土壤，促粮增产；第二次：良种的应用，改善种子的出身基因，提增产；第三次：增产药的应用，减少植物生长对天气的依赖，保增产。
肥料的应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粮食要增产，首先地得肥、有劲儿。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古代，以农立国的中国，春秋战国时，即使用动物粪便和焚烧后的植物秸秆来提升土地肥力。后发展成沤制农家肥。
近代肥料的变革，发端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真正人工合成化肥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据公开资料报道，1838年，英国的劳斯（L.B.Ross）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化肥；
1850年，德国的李比希（J.Von Liebig，1803～1873）发明了钾肥；1850年前后，劳斯又发明出最早的氮肥。
1901年后，化肥逐渐进入中国，最初在台湾地区的甘蔗上使用，增产效果显著。1950年之前，我国还处于对化肥的验证阶段，发现对主粮产量提升明显。
我国自1950年开始，进入了有机肥和氮肥配合施用阶段。农民开始自觉施用氮肥来获得农业高产。到了1970年之后，人们更加重视氮磷钾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氮肥，能壮植株促营养；磷肥，能壮籽粒提结果；钾肥，能促光合提抗病；复合肥，提肥力促高产。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化肥在对农作物增产的总份额中约占40%到60%。
从1949年至2018年，尽管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五倍之多，但化肥施用量也增长了18.16倍。从1949至2018年，化肥施用量增加了5358万吨，平均每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974万吨。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曾提出了一个世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在他看来，仅仅依靠18亿亩耕地，根本就没法养活中国人。但过去了近30年，中国人不但养活了自己，在2022年全球面临粮食安全威胁时，中国成了全世界食品价格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但到了2021年，已经达到了68285万吨，增长503.33%。粮食单产增长386.6%，稻谷、小麦、玉米3种主要作物占粮食总产量的87%。小麦单产提升752%，玉米提升469%，稻谷提升234%，大豆提升145%。
科学合理的使用化肥，让地瘠民贫、饿殍遍地变得沃野千里、国富民足。
种子的应用：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
有了好土壤，还要有好种。
种子好，粮食的出身基因就好。
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中明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抓住耕地和种子两要害。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
我国自古重视育种。
《诗经》中的“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意即播种时要选色泽光亮美好的种子，才会出好苗。汉代，则出现了“顺时种之，则收常倍”的“存优汰劣”的穗选法。北魏，人们把选出的纯色好种，种在专门的种子田里；收割时单独存放。明代《国脉民天》中有“养种篇”，专门论述优良品质繁育的技术。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饿死不吃种子粮”，都说明人们对种子的重视程度。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我国的农作物品种大约每5年更换一代，每更换一次平均增产8%--10%。从2021年开始，我国粮食总产量迈上6亿吨的台阶，良种率则稳定在97%以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联合国誉为“粮食英雄”的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成功选育出世界首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1976年大范围推广，大幅提升了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如今我国杂交水稻种植已超1700万公顷，较常规水稻可增产20％，每年可多养活7000万中国人。
40年间，由袁隆平团队培育的国审级新水稻品种已超过200种，推广种植超6亿亩，增产超200亿公斤，增收超300亿元。
作为全国小麦的主要产区，河南省小麦种植面积、亩产量及总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超8500万亩的种植总面积，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5%，单产也从1978年的150公斤增长到了2020年的441公斤。背后，一粒良种功不可没。
截至2021年，河南全省从事小麦育种的单位和个人有150余家，位居全国之首，十年间共计推出102个国审级小麦新品种，几乎占全国总数的1/3。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仅仅一个新品种系列在黄淮麦区累计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5亿亩，优质小麦增产量超过45亿公斤，创造社会经济效益70亿元。
2020年3月1日，新修订的《种子法》正式实施。
“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截至目前，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自给率达100%，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45%。
有了好土壤好种子，就一定能高产吗？不一定！要是遇见旱涝灾害、病虫害怎么办？必须得使用能治病增产的杀菌剂，老百姓喜欢叫增产药。
增产药的使用和推广：虫口夺粮保增产
农业杀菌剂，是用于防治由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植物病害的一类农药，一般指杀真菌剂。国际上，通常是作为防治各类病原微生物的药剂的总称。
早期杀菌剂，均为无机化合物，如波尔多液（硫磺粉和铜制剂）至今仍在用。1914年，德国的I.里姆利用有机汞化合物防治小麦黑穗病，有机杀菌剂诞生。1934年，美国的W.H.蒂斯代尔等发现了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的杀菌性，此后有机杀菌剂开始迅速发展。1965年，日本开发了有机磷杀菌剂稻瘟净，1966年美国开发了萎锈灵，1967年美国开发了苯菌灵，1969年日本开发硫菌灵，1974年联邦德国开发了唑菌酮，1975年美国开发了三环唑，1977年瑞士开发了甲霜灵，1978年法国开发了三乙磷酸铝。
以上述为代表的内吸剂已成为70年代以来杀菌剂发展的主流。因毒性或环境污染问题，有机汞、有机砷和某些有机氯杀菌剂渐被淘汰。新一代的内吸剂由于防治效果提高而使杀菌剂的市场进一步扩大。到上世纪80年代，杀菌剂的品种已超过200种。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主要发展保护性杀菌剂。70年代以来，开始发展内吸性杀菌剂和农用抗生素，并停止使用有机汞剂。杀菌剂擅长通过调节光合作用促进植株健康，对农业的增产保护作用，已经越来越被广大农民所认识。
据徐汉虹主编的农业高校教材《植物化学保护学》（中国农业出版社）内文介绍，“砷、汞、铜制剂和取代苯类杀菌剂进行种子处理，使人类能够有效控制禾谷类黑穗病的严重危害，在一些病虫地区，使粮食增产30%以上”。“三唑类和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在小麦和水稻生长早期使用，可以提高作物的抗寒、抗寒、抗旱能力，促进植物健康生长，在作物生长后期使用可以大幅度增加千粒重，提高作物产量”。
河南鹤壁淇县王庄种地大户秦存根，在自家400小麦上喷打了小蓝帽增产药组合方案后，亩产实测1834.32斤，超当地平均亩产400多斤；
河南南阳邓州汲滩镇刁堤村种植大户，在自家小麦上喷打了小蓝帽增产药组合方案后，亩产1476斤，因当地赤霉病爆发，超当地平均亩产564斤；
江苏沭阳县扎下镇丁庙村种植大户冯小林，在自家小麦上喷打了小蓝帽增产药组合方案后，每亩多收247.5斤。
目前，全国农药生产定点企业2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00多家，正向高效、低毒、低污染制造及施用转型。
